村上春树与石黑一雄在小说中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反思破晓舞蹈教学

发布时间:2020-09-19 来源:季节养生

石黑一雄在《浮世画家》中讲述过这么一件事:二战结束后,一家日本公司的总裁自杀谢罪,叙述者“我”和朋友三宅就此事讨论起来。三宅说:“我们总裁似乎觉得要为我们在战争中所做的一些事情负责。两个元老已经被美国人开除了,但总裁显然觉得这还不够。他的行动是代表我们向战争中遇害的家庭谢罪。”

因为总裁的自杀,“公司上下如释重负。”他们“现在觉得可以忘记过去的罪行,展望未来了。”讽刺的是,“有许多应该以死谢罪的人却贪生怕死,不敢面对自己的责任。结果反倒是我们总裁那样的人慨然赴死。许多人又恢复到他们在战争中的位置。其中一些比战争罪犯好不了多少。”

《浮世画家》

这是一个暧昧的悲剧。试想一下,当总裁自杀的消息传出后,公司的其他高管和员工是什么心情呢?悲伤是表层,但透过石黑一雄的叙述,悲伤里还有一丝庆幸,因为在他们眼里:总裁的死犹如一个象征,是集体对过去罪行的交代。好像总裁一死,集体的罪责就洗清似的,其他人都能因此赦免,面向未来。如此就出现了一种心理——参与到战争的人们倘若失败,就希望有人代表他们去死。而他们将很乐意地进行哀悼。那么,这种忏悔是否严肃呢?其中是否存在伪善、侥幸的成分?

恐怕,追问其是否严肃是自讨苦吃,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指出:“严肃是肉急救癫痫大发作怎么做体为掩盖灵魂缺陷而做出的一种虚伪姿态。如果严肃不应当适合这个定义,如果严肃的意思应当是注重实际的严肃态度,那么这整个规定就会失去意义。因为我把可笑的事物看成是可笑的,这就是对它采取严肃的态度;对不谦逊仍然采取谦逊的态度,这也就是精神的最大的不谦逊。”在马克思看来,与其严肃,不如“认真”,不必强调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是严肃还是轻薄,应当直击它的实质,那个真的部分。是什么,便指出什么。而在《浮世画家》所描绘的这个场景中,与其说公司的领导、员工们深感自己在战争中负的责任,不如说他们希望有一个象征物,好让自己与过去划清界限,从残酷真实的历史中脱逃,好活在自己的安稳之中。显然,总裁之死成为了这个象征物。真正忏悔的人死了,历史依然被生者规避。

在《浮世画家》中,这样的忏悔并不少见,这是一本直面二战创伤的小说,石黑一雄在小说里主要处理两个问题:经历且参与二战的人该如何自处;战后的日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反映在主人公小野身上。他在战时通过作画推崇军国主义,成为社会红人。战后却因军国主义的清算浪潮而倍感自责。他曾相信自己的国家做着正确的事,而他作为国家一员,理所应当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但战争的失败和日本政府所犯下的累累罪行让他无法视而不见,这一矛盾成为小说的张力来源之一,而石黑一雄在日后也重复了这种“荒谬”,《长日留痕》中的英国管家就是例子。1949年,当小野先生拜访故人佐藤博士时,他说:“当时我是凭着坚定的信念做事的。我满心相信我是在为我的同胞们谋福利。可是您看到了,我现在坦然承认我错了。 ”

长日留痕

而第二个问题则贯穿整部小说。宫本武藏、美国的牛仔、乌龟象征着不同的价值选择,画家小野在与朋友松田的对话中,也在思索这个问题。松田说:“事实上,在这样的时期,当周围人民癫痫病治疗专科医院是越来越穷,孩子们越来越饥饿、病弱,一个画家躲在象牙塔里精益求精地画艺伎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落在贪婪的商人和软弱的政客手上,这样的人会让贫困日益加剧。除非,我们新生的一代采取行动。但我不是政治家,我关心的是艺术,是你这样的画家。有才华的画家,还没有被你那个封闭的小世界永远地蒙蔽双眼。”

无独有偶,在村上春树的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中,战后成长的主人公同样对二战进行了追溯。村上春树以画、洞穴、骑士团长为线索,展现出一位老年画家与记忆伤痕的博弈。忏悔再次成为重点所在。

《刺杀骑士团长》的故事可以这样梗概:主人公“我”是一位36岁的职业肖像画家,他遭遇婚姻危机,心情低落之下决定离家出走,寄居好友父亲的老宅,也就是《刺杀骑士团长》作者雨田具彦的旧画室。主人公后来发现这部画作,继而遭遇一系列扑朔迷离的事件,神奇地进入洞穴,在历史、现实与幻境之间,回顾了自己和画家生命中的重要事件,进行了一次意念上的时空穿梭,最终实现精神救赎。

在这一连串事件中,围绕着“老画家”的故事尤其值得注意。“老画家”的故事集中出现在小说第二部分,骑士团长告诉“我”:老画家的一个弟弟曾参与中日战争,他曾被迫砍掉三名俘虏的脑袋,这让他从战线撤回国内后却羞愧自杀。而老画家则在维也纳参加过一次针对纳粹的暗杀行动,画中的骑士团长,原型可能正是这次行动中的某位纳粹军官。通过老画家之子的描述,我们发现:老画家是一个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他同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格格不入。老画家一直因为弟弟因战争中的死亡而耿耿于怀,更为自己的苟且偷生感到内疚,他一生最后的心愿,就是再现“刺杀骑士团长”的场景,弥补他没有刺死那位纳粹军官的遗憾。他将自己无法完成的刺杀纳粹军官的心愿寄托在画里,将自己生命的救赎托付于“刺杀骑士团长”这一行动。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北京治疗癫痫哪里好小说为何夹杂了对“南京大屠杀”的讨论。尽管南京大屠杀的部分在小说中只占十几页的篇幅,但这部分内容绝非可有可无。村上春树借人物之口问的:“有人说中国人死亡数字是四十万,有人说是十万。可是四十万人和十万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这句话直指日本右翼政府的软肋,后者一直有意在报告中减少南京大屠杀的伤亡数字,可是,即便是死10万人,难得就不是屠杀了么?他们犯下的罪行就可以被谅解吗?显然,日本当局的说辞经不起推敲。

《奇鸟行状录》

村上春树是一位坚定的反战派,从《奇鸟行状录》到《刺杀骑士团长》,他都对日本右翼以正义之名发起的战争展开过批评。在《刺杀骑士团长》中,村上借战后成长的主人公对老年画家的追寻,揭开了二战对个体及民族造成的心灵负担。和艺术家宫崎骏类似,村上并没有回避自己的国家在历史上的污点记录,他在作品中主动“旧事重提”,为的不只是和部分日本人的虚无史观作斗争,也是要追溯日本人近代以来的精神史。从昭和男儿的热血沸腾,到太阳族的反叛传统,再到九十年代经济危机后相对平缓的“低欲望社会”,大和民族的状态变化绝非一日而就,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村上写过去,也是在和今天做比较,低欲望的、轻飘飘的新日本世代常常被人批判,可是那个热血沸腾的日本,真的就值得旧梦重温吗?村上警惕的是:在那片热血之中,翻滚的往往是不可遏制的民族主义之血。

《刺杀骑士团长》

所以在长篇散文《扔猫,关于父亲我想说的话》中,村上再度提起侵华旧事,通过书写父亲如何被强征入伍、参与中日战争,表现出战争对个体造成的不可磨灭的创伤。文中提及,“我”的父亲被分配到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连队,“作为辎重兵,被这样送到了血雨腥风的中国大陆战场”,“这个时候,在中国大陆,杀人的事情被认为是习以为常的,命令新兵怎样才能治好癫痫病和预备兵去处死抓捕的中国士兵非常常见……杀害毫无抵抗能力的俘虏,当然是违反国际法和不人道的行为。可是,在当时的日本军队中根本没有人对此有所考虑。父亲说,从1938年开始到1939年,作为新兵的自己刚刚来到中国大陆,一个下级士兵即使被强迫做很多杀害俘虏的行为,也完全不是奇怪的事。父亲后来回忆说,士兵开始是用枪上的刺刀杀死俘虏,后来是用军刀残杀。”(村上春树:《扔猫,关于父亲我想说的话》)

村上的父亲曾切身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在村上的童年里,父亲经常去参拜佛像,面对一个小玻璃盒子念经,“他说,你知道我是为了谁念经么?我是为了很多此前战争中的死难者。这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是的我的战友,还有作为‘敌方’死去的中国士兵”。村上坦言:“用军刀砍掉人脑袋的残忍情景毫无疑问强烈刺痛了我幼小的心灵。”

通过这篇文章,村上重申了自己的反战立场。更进一步,他希望探讨在战争年代,国家机器如何煽动意识形态,并采用强制手段造就一幕幕杀戮,使民众成为冰冷的杀人工具。当悲剧发生后,当事人试图通过暧昧的态度来逃避历史责任,以看似中立的观点模糊是非,但恰恰是这种暧昧,导致暴行的重复成为可能。

相比起村上,石黑一雄在《浮世画家》里对二战时期的日本军政府进行了更为辛辣的讽刺,这在小说人物池田的话里可见一斑。池田说:“壮烈牺牲似乎没完没了……我们中学同年毕业的半数同学都壮烈牺牲了。都是为了愚蠢的事业,但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这点。”“当初派健二他们去英勇赴死的那些人,如今在哪里呢?他们照样活得好好的,跟以前没什么两样。许多人在美国人面前表现乖巧,甚至比以前更得意,但实际上就是他们把我们引入了灾难。到头来,我们还要为健二他们伤心。我就是为此感到生气。勇敢的青年为愚蠢的事业丢掉性命,真正的罪犯却仍然活在我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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